古典名篇（先秦）《孙子兵法·计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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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计篇

作者：【先秦】孙武

孙子曰：兵者[1]，国之大事[2]，死生之地[3]，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4]。注释：[1]兵：本义指兵械，《说文解字》：“兵，械也。”后引申为兵士、军队、战争等，此处作战争、军事解。　[2]国之大事：意谓国家的重大事务。《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鹖冠子·近迭》亦云：“人道先兵。”与《孙子兵法》此语相合。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大国争霸、列强兼并的战争正日趋激烈频繁，故合乎逻辑地产生这样的思想认识。汉简本“事”下有“也”字。樱田本同汉简本。　[3]死生之地：以下两句是说战争直接关系到军民的安危、国家的存亡。杜牧注：“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梅尧臣则曰：“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　[4]不可不察：意指不可不仔细审察，谨慎对待。察，考察、研究。《论语·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原边注：在孙子看来，战争既然是这样一件关系着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统治安危的头等大事，那么用慎重的态度去对待它不仅合理，而且必须。点评：如同一首律诗有它的“诗眼”、一首乐曲有它的主题旋律，一部理论著作自然也有它的中心篇章，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关键作用。《计篇》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孙子杰出兵学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计篇》的基本思想由两个部分所组成，一是战争的筹划理论，二是战争的实施方法。前者是“体”，后者是“体”之“用”，“体”与“用”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互为关系，相辅相成，从而奠定了孙子兵学体系的坚实基础。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阶级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战争，无一不是一定的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任何一个阶级对于面临的战争，不能不做出符合本阶级根本利益的认识和反映。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间竞相争霸，武力兼并一日无已，作为当时新兴阶级势力在军事领域的杰出代言人的孙子，其著作《孙子兵法》无疑要旗帜鲜明地反映这一时代特色。孙子肯定并支持当时的争霸战争、兼并战争。以战致强，以战致盛，是孙子投身军事戎马生涯，并积极从事对战争基本规律的探求和揭示的思想前提。他对战争的利弊得失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有着比常人更为权威的发言权。换句话说，作为兵家的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十分冷静，十分明智，理性主义遂成为其战争观的基调，千百载以来依旧不失却它的价值而熠熠生辉。这种理性主义，首先表现为坚定执着的“慎战”立场。通观一部近六千言的《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一丝一毫黩武主义的气味，而是时时处处都强调兵凶战危，反映出谨慎从事战争的态度。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孙子坚定不移地主张，无论是战争决策，还是战争准备、战争实施乃至战争善后，都应该做到慎之又慎。为此，孙子不厌其烦地以告诫的口吻向统治者发出警告，提醒他们从生死存亡的角度慎重对待、充分认识、仔细研究战争：“明主慎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一再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的要害之所在。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而轻启战端、挑起兵衅的愚蠢行为，孙子认为是十分短视和危险的，因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为此，孙子强调要在战前进行周密的战略筹划，做到“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不打无把握之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然而，主张慎战并不是意味着反对战争，取消战争。如果是这样，孙子就用不着殚精竭虑来撰写兵法著作了。他提倡慎战的主旨，在于强调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应当遵循新兴势力的功利主义原则，即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以威慑敌，以谋止攻，追求不战，但又不惧挑战，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这种既重战又慎战的观点，使得孙武的战争观念，既不同于儒、墨等学派的反战、非战主张，也与稍后的法家一味嗜战、主战立场划清了界限；既区别于反对一切战争的空想和平主义者，又区别于那些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由此可见，孙子的慎战出发点是“安国全军”，以最终赢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故经之以五事[1]，校之以计而索其情[2]。一曰道[3]，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4]，故可以与之死[5]，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6]。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7]。将者，智、信、仁、勇、严也[8]。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9]。凡此五者，将莫不闻[10]，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11]？将孰有能[12]？天地孰得[13]？法令孰行？兵众孰强[14]？士卒孰练[15]？赏罚孰明[16]？吾以此知胜负矣。注释：[1]经之以五事：意谓要从五个方面分析、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经，度量、衡量的意思。《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毛亨传曰：“经，度之也。”　[2]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意谓要通过对双方各种条件的比较分析，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况与规律。张预注：“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状。”即孙子之本旨。校，衡量、比较。《广雅·释诂》：“校，度也。”计，指下文所言“主孰有道”等“七计”。索，考索、探索。《墨子·尚贤中》：“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情，情势、实情，也可理解为规律。汉简本“校”借作“效”，“而”作“以”，“情”又借作“请”。樱田本“计”上又有“七”字。　[3]道：本义是道路，后引申为事理、规律、方法等等。此处的含义是指社会政治条件，尤指人心向背。《孟子·公孙丑》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即表明政治对战争成败的关键作用。　[4]令民与上同意也：言使普通民众认同、拥护君主的意愿。令，使、教的意思。民，普通民众、老百姓。上，君主、统治者。意，意志、意愿。《管子·君臣下》：“明君在上，便辟（嬖）不能食其意。”同意，同心同德。令民与上同意，武经本无“也”字，汉简本“也”上又有“者”字。　[5]可以与之死：以下三句意谓民众与统治者一条心，乐于为君主出生入死而毫不畏惧危险。不畏危，不害怕恐惧危险。武经本无“故”字。汉简本无二“以”字。“不畏危”，武经本句末有“也”字。汉简本“不畏危”作“弗诡也”。“弗诡”意即无疑贰之心。有人释“弗诡”为“不敢违抗”，于义亦通。　[6]阴阳、寒暑、时制：阴阳，指昼夜、晴晦等天时气象的变化。寒暑，指寒冷、炎热等气温差异。时制，指四时季节的更替。此句之下，汉简本又有“顺逆，兵胜也”五字，为各本所无。所谓“顺逆”乃是以阴阳向背为禁忌，所谓“兵胜”则是以五行相胜为禁忌（参见李零《兵以诈立》第三讲《“始计”第一》）。　[7]远近、险易、广狭、死生：远近，指作战区域的距离远近。张预注：“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险易，指地势的险厄或平坦。广狭，指战场面积的宽阔或狭窄。死生，指地形条件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死即死地，进退两难的地域；生即生地，易攻能守之地。《孙膑兵法·八陈》：“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汉简本在“远近”前有“高下”二字。　[8]智、信、仁、勇、严：智，足智多谋，计出万端。信，赏罚有信，令行禁止。仁，爱抚士卒，关怀百姓。勇，英勇善战，果断杀敌。严，严于律己，执法必严。凡此五德，孙子认为是作为优秀将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梅尧臣注：“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此句王符《潜夫论·劝将》引作“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孙校本谓“汉时故书如此”。　[9]曲制、官道、主用：曲制，有关军队的组织编制、通讯联络等具体制度。曹操注：“曲制者，部曲、旌旗、金鼓之制也。”官道，指各级将吏的管理制度。张预注：“官谓分偏裨之任，道谓利粮饷之路。”主用，指各类军需物资，如车马兵甲、衣装粮秣的后勤保障制度。主，管理、主管。《孟子·万章上》：“使之主事而事治。”用，物资费用。　[10]将莫不闻：以下三句的意思如曹操注所言：“同闻五者，将知其变极，即胜也。”闻，知道、了解。知，深切了解之意。　[11]主孰有道：指哪一方国君为政清明，拥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主，君主、统治者。孰，疑问代词，谁，这里指哪一方。道，有道，政治清明。　[12]将孰有能：哪一方的将领更有才能。　[13]天地孰得：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张预注：“观两军所举，谁得天时、地利。”　[14]兵众孰强：哪一方兵械铦利，士卒众多，军队强大。兵，在这里是指兵械。但也有注家认为，“兵”为军队。　[15]士卒孰练：哪一方的军队训练有素。张预注：“离合聚散之法，坐作进退之令，谁素闲习。”练，娴熟。《战国策·楚一》：“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16]赏罚孰明：哪一方的奖惩能做到公正无私。《孙膑兵法·威王问》：“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明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韩非子·五蠹》）原边注：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所认知的“道”，即政治清明，政治和谐，是“令民与上同意”，而不是“令上与民同意”。两字顺序之不同，足见孙子见识之不凡。点评：孙子强调在战略规划与战略运筹上，应该注重系统性、综合性与完整性。他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概括为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在战争问题上，使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达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调，不有意作梗。“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理条件，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他的素质、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为衡量双方军事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有序的合成、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很难设想，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法纪的约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单凭血气之勇，而能成就大事的。因此，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样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兵要》）孙子把健全军队法制看作是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战争论》第一卷）。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劳塞维茨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战前预测和运筹是高于一般军事家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说：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地配合起来，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大战略·大战略的结构》）。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这种高明的算法，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略原则：“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功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或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孙子的“五事”的奥秘正在于用全局的观点来进行战略运筹。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更加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更能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更加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更加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更加公正严明？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将听吾计[1]，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注释：[1]将听吾计：将，助动词，读作jiāng，表示假设，意谓假如、如果。《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令尹将必来辱，为惠已甚。”如此，则本句意谓：如果能听从、采纳我的计谋。十家注多作此解。又一说，“将”在这里当作名词解，读作jiàng，即将领。两说相较，当以前说为善。听，依从、遵从的意思。　[2]去：离开。计利以听[1]，乃为之势[2]，以佐其外[3]。势者，因利而制权也[4]。注释：[1]计利以听：计利，计算、衡量敌我双方的有利或不利条件。以，通“已”，《礼记·檀弓》郑玄注：“以与已字本同。”已然、业已的意思。听，听从、采纳。　[2]乃为之势：意思是指造成一种积极有利的军事态势。乃，于是、就的意思。为，创造、造就。之，语助词，无义。势，态势。　[3]以佐其外：作为辅佐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佐，辅佐、辅助。外，曹操注：“常法之外也。”一说，外指国境之外（李零《吴孙子发微》）。　[4]因利而制权：意谓根据利害得失情况而灵活采取恰当的对策。张预注：“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因，根据、凭依。《孟子·离娄上》：“为高必因丘陵。”制，从、随从。《淮南子·氾论训》：“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高诱注：“制，犹从也。”这里是决定、采取的意思。权，本义是秤砣，用作动词，即掂量轻重，权衡利弊，此处引申为权变，灵活机动之意。原边注：孙子极其重利，一切以利为本，是否发动战争、战争要发动多大规模，都是以是否得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既然如此，十三篇的兵法未尝不可以说是一部“争利之法”或“逐利之法”。所以，孙子的兵法，都是力求占据有利于己的条件，再因此而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变措施，以充分掌握战场主动权。所以，孙子的兵法，也可以说是“因利而制权”的兵法。点评：常言道，良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算计”精明，“算计”正确，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同于现实性，要使它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切有用的方法，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个方法，就是孙子所说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在充分比较和掌握敌我双方的优劣态势基础上，尊重客观实际，努力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将胜利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这里，孙子将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地加以统一起来了。宋代郑友贤将《孙子兵法》与《司马法》进行过对比，他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他的这段话，抓住了两部古典兵书的核心要义，说得很有道理。在我们看来，《孙子兵法》的核心价值观是“利”，十三篇的核心内容则是“以诈谋利”，孙子由此出发研究和探讨了一整套“分合为变”的战法，这些内容构成了《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体。十三篇中除《形篇》之外，有十二篇都或多或少提及这个“利”字，孙子的重“利”不言自明。“利”在各篇的出现没有非常明显的规律性，可说是时隐时现，最多的是《军争篇》，出现十一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利”实则是贯彻十三篇的一根若断若连的红线，也就是说，“利”的思想，贯穿于整部《孙子兵法》，可视为支撑孙子兵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计篇》中的“计利以听”，是十三篇中出现的第一个“利”字。从中可以看出，对国家有利与否，是孙武考虑军事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也即所谓“非利不动”。《谋攻篇》中说“兵不顿而利可全”，努力保住“全利”，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孙武谋划战争和进行战略决策的最终目的。十三篇中以《军争篇》出现“利”字最多最为频繁。军争为何？无外乎“利”。在孙子看来，发动战争与否，主要是看己方得利与否，或者是否符合己方的利益，也即“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其中，“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句话简单明了地概括了孙子的用兵原则，《九地篇》和《火攻篇》中重复出现两次，这显然是出于一种强调和重视。孙子的重利和争利思想，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应当看到，兵家之学是一种需要付诸实际，具有很强操作层面意义的学问，是一种务实之学，需要讲究实际效应，乃至追求最大效益。作为兵家，最要不得的就是空谈玄理，空谈仁义。而且，如果是对敌人大谈仁义，那一定是误国误民之举。从这个层面来看，孙子的功利思想既是顺应潮流，也是抓住了战争现象的本质。《孙子兵法》十三篇甫一诞生便受到普遍重视，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一种必然。从兵学史的发展情况来看，孙子的重利，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正确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很显然，按照周礼传统指导下的战争模式一定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不会是战争的常态和主流。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终究会回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这种模式之中。宋襄公正是没有看到这种发展变化，很不恰当地和自己的对手大谈仁义，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孙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清了战争的本质，把握住了历史发展脉络，所以才创作了一部富有实际操作价值的兵书，并受到了广泛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同样抓住了这种功利的社会思潮，适时推出军功爵制，配合他们的农战思想，成了独步一时，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的一种思想。秦国甚至因为军功爵制之力，最终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所以，孙子以“利”为核心价值观，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中国古代兵学史，甚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同样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战争，可说都是因“利”而生，又因“利”而争。漫长的古代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占据要津，以“利”为核心的价值观，遂长期受到排挤和打压。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曾深刻影响和改造了国人的性格和思维。“君子固穷”式的义利观，一度受到追捧和赞颂。然而，这种义利观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将它用于改造民风固然有其用武之地，甚至在特定时期需要大力弘扬——尤其是当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世界观占据主流之时，但如果是浸染和改造了兵学领域，则很显然是非常不利的，甚至会产生巨大危害。最起码的，它很可能会造成大量违背战争规律的笑话出现，类似宋襄公之类的人物可能会因此层出不穷。而这对于保家卫国和保全族种来说，无疑都将是巨大的灾难。这个时候，《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典兵学的重要代表，其中的重“利”思想，包括其“以诈谋利”之术，都尤其显出宝贵。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务实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唯物精神，无疑值得我们坚持和发扬。孙子因为能够摆脱虚名的束缚，坚持唯物精神，讲究实际效应，所以才能写出高明的兵法，并受到万世追捧。

兵者[1]，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2]，用而示之不用[3]，近而示之远[4]，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5]，乱而取之[6]，实而备之[7]，强而避之，怒而挠之[8]，卑而骄之[9]，佚而劳之[10]，亲而离之[11]。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12]，不可先传也[13]。注释：[1]兵：用兵打仗。诡道：诡诈、谲变的行为或方式。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诡，欺诈，诡诈。《管子·法禁》：“行辟而坚，言诡而辩。”道，行为、方式、原则。　[2]能而示之不能：言能战却装作不能战的样子。能，有能力、能够。示，显示、假装。此句至“亲而离之”等十二条作战原则，即著名的“诡道十二法”。汉简本“示”作“视”，古通。　[3]用而示之不用：实际要打，却假装不想打。用，用兵。　[4]近而示之远：以下两句是说实际要进攻近处，却装作要进攻远处；实际要进攻远处，却显示要进攻近处，致使敌人无从防备。按：历史上，韩信灭魏一役中“木罂渡河”可谓“远而示之近”的典范；吴、越笠泽之战中，越王勾践左右翼佯动，中路突破大败吴师之举，可谓“近而示之远”的例证。　[5]利而诱之：意谓敌人贪利，则用小利加以引诱，伺机进行打击。利，此处作动词用，贪利的意思。诱，引诱，诱使。　[6]乱而取之：乱，混乱。取，乘机进攻，夺取胜利。梅尧臣注：“彼乱，则乘而取之。”一说“取”指伏兵偷袭而败敌。《左传》庄公十一年：“覆而败之，曰取某师。”　[7]实而备之：言对付实力雄厚之敌，需严加防备。备，防备，防范。　[8]怒而挠之：意谓敌人暴躁易怒，就设法挑逗激怒它。怒，容易生气、愤怒。挠，挑逗、挠乱、骚扰的意思。又一说：敌人来势凶猛，当设法扼制其气焰。汉简本“怒而挠之”下即接下文“攻其无备”，无“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三句，疑脱。　[9]卑而骄之：言敌人卑怯谨慎，则应设法使其变得骄傲自大，然后伺机破之。卑，小、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杜预注：“卑，小也。”又一说，敌人鄙视我方，则将计就计，使之更骄傲麻痹，然后寻找机会加以打击。又一说，我方当主动卑辞示弱，给敌人造成错觉，令其骄傲。后两说皆不如前说义长。因为此处“卑”与“怒”“挠”“实”“乱”“亲”“佚”等意思同，皆就敌情而言，而非我方之状态或行为。　[10]佚而劳之：敌方安逸，就设法使它疲劳。佚，同“逸”，安逸、自在。劳，疲劳，用作使动。　[11]亲而离之：此句言如果敌人内部团结，则想方设法离间分化它。亲，亲近、团结。离，离间。《广雅·释诂一》：“离，分也。”如《三国演义》中“曹操抹书赚韩遂”，故意制造假象，分化离间马超与韩遂的关系，就是“亲而离之”的形象注脚。　[12]兵家之胜：（上述“诡道十二法”）乃军事家用兵如神、克敌制胜的奥妙所在。兵家，军事家。胜，奥妙、胜券。　[13]不可先传也：言不能够事先传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先，预先、事先。传，传授、规定。原边注：由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这中间来历不明的《三十六计》可谓是集“诡道”，也即军事欺骗的大成之作。然而，“诡道”毕竟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味推重“诡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将它不分青红皂白推广到非军事领域运用时，必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点评：在孙子看来，战争说到底是敌对双方比试“骗术”、你死我活的过程，骗术越是高明，骗法越是多样，就越是拥有赢的把握，越能成为胜利的主宰。战争是残酷的，你不想在战场上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你就不能不把那中看不中用的“仁义道德”暂时搁置在一边，让自己变成铁石心肠，无怨无悔地施展出各种手段，让你的对手脑袋搬家，这个方式，孙子把它称为“诡道”。“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诡”指的是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至于“诈”，指的是手段运用的性质：变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高明的骗术在于能做到变化多端，花样翻新，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否则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的了不起，就是他不但确立了用兵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而且更一口气传授给我们十多条如何使诈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出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出会从远处下手，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因势利导，造成不利于敌人而有利于自己的态势，从而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成功标志说白了是非常单纯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奥秘却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施展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去琢磨，甚至必须有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准备。

“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因敌变化，随机制敌，永远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倘若不懂这一层道理，不遵循这一条原则，那么即便是遍读天下兵书，也终究是纸上谈兵，胶柱鼓瑟，隔靴搔痒，到头来难免夸夸其谈，一事无成。历史上赵括、马谡之流丧师辱身，贻笑天下，就是显著的例子。运用孙子“诡道十二法”的奥秘也是一样。战争中离不开军事欺骗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兵者，诡道”的原则，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然而，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问题就在于骗术掌握、运用的高明与否。这种高明属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应该是“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而不能用言辞来状摹、来说明，所谓“上骗不言骗”。不过总的精神或许可以着眼于：第一，不能重复，切忌依样画葫芦，所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第二，新奇怪诞，防不胜防，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第三，顺藤摸瓜，请君入瓮，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第四，逆向思维，反常为常，所谓“出乎意表，合乎其理”。按上述四个思路去设局，去谋策，势必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军事欺骗之手段日日翻新，军事欺骗之思维开阖自如。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1]，得算多也[2]；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3]，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4]。

注释：[1]庙算：古代兴师作战之前，通常要在庙堂上商议谋划，分析战争利害得失，制定作战方略。这一作战准备程序，就叫做“庙算”。庙，古代祭祀祖先与商议国事的场所。算，计算、筹算。《仓颉篇》：“算，计也。”张预注：“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　[2]得算多也：意谓取胜的条件充分、众多。算，即“筭”，古代计数用的筹码，此处引申为胜利的条件， [3]多算胜：以下三句言胜利条件具备多者可以获胜，反之，则无法取胜，更何况未曾具备任何取胜条件？而况，何况、更不必说。于，至于。　[4]胜负见矣：胜负的结果显而易见。见，同“现”，显现。《战国策·燕策》：“（荆）轲既取图奏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原边注：孙子的庙算决胜论实质是实力决胜论。也就是说，实力是基础和前提，诡道是淋漓尽致地运用和发挥实力的手段与方法。只有实力建设与诡诈权谲两者的圆满结合，相辅相成，方能在战争中稳操胜券，所向无敌。点评：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计算哪些细目，怎样进行计算，却大有讲究，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觇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但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兽骨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无穷”“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节杈旁枝、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它主观想象，牵强附会，随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奥妙，实际上却荒诞不经，与其说是算计胜负，不如说是碰撞大运，算不准可以文过饰非，偶尔碰巧凑上了则不妨大大吹嘘一番。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只要看看“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计战争前景对于古代人们来说，有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孙子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儿的事情，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要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它不同于巫史神祝的热衷猜谜，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估价，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子没有对综合评估的具体情形进行描述，但对于综合评估可能得出的结果作了明确的说明。这种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得算多”，一种是“得算少”。也就是说，经过前两步的单项分析和对比分析，最后还需将所得的筹码综合起来，并从总体上评估出敌我双方的胜算几率。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由此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庙算”的最后阶段需要得出敌我双方总体得算多少的客观结论；二是，须由“庙算”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来预见战争的胜负。“庙算”理论是春秋时代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时至今日，虽然战争的规模和样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一古老的理论仍有一定的价值，富于深刻的启示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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