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历史的诗意观照与文学书写｜江花

□ 谭邦和

(资料图)

写下这个题目，不禁停笔审视了一下，一个史学文本，我怎么读出了画意诗情呢？一位逻辑学硕士、法学博士，以自己所受的严格学术训练，面对一个城市传记的非虚构写作，怎能容忍主体情志的参与甚至渗透？可是他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一位容易动感情的优秀诗人，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写作经验，所写的城市又是两江交汇九省通衢名扬天下的大武汉，有三千多年建城的悠久历史，有许多令人赞美的名胜风物，有许多风云激荡的传奇故事。而且，自己的人生虽不出生于此，却大半在这里度过，其出众的人生业绩则几乎全部是在这座城市完成，我想他领受这个写作任务的时候，胸膛里怎能不涌动起长江汉水交集的波涛。我曾对他说，一个作家，能有机会为自己的城市作传，是一份巨大的荣誉。在这部新著的写作中，一定是责任感与荣誉感交互作用，其写作态度是庄严而神圣的。

要寻觅作者的写作思路，读一读后记很重要，它为我们寻绎这部作品的文体追求提供了线索。后记里这句话值得琢磨：“2021年春天，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给我打电话，他说以他对我写作风格的了解可以承担《武汉传》的写作。”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个写作任务先不是到的省市史志办，也没有到武汉高校的历史系、地理系或者考古系，没找这些纯粹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我想，如果是纯粹的地理学家或者纯粹的历史学家，或者是地方史志办的工作者来承担这个任务，写出来的肯定不是这样的风貌。这个任务其实很繁重，如果交给史志办，可能会三年五载，而且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相关资源。写法上，如果是考古、地理、历史等专业的学者或史志办的工作者来写，我们看到的目录很可能是这座城市的各个方面依次排列：武汉的由来，武汉的江河，武汉的湖泊（我们知道武汉现在有166个湖泊），武汉的桥梁，武汉的建筑，武汉的饮食，武汉的方言，武汉的人口，武汉的工业，武汉的商业，武汉的交通，武汉的教育，武汉的文学艺术……等等等等。这样一个目录和章节的编排，可能更像一个城市的历史铺叙，也许比较规范但也可能比较机械，史料、数据、表格等等会更加详细、更加周全，但是，这种格式化的僵硬写法，肯定没有鲁平写成的这本《武汉传》的魅力。我们知道，一般地方史和地方志的专门著作，大都躺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普通读者是很少买来阅读的。

修文主席慧眼识人，按照他对李鲁平写作风格的估计，他适合担当此任。那修文主席对鲁平的写作风格的估计是什么样的呢？修文主席心目中的这本《武汉传》可能已经有了他预想的模样。他大概想到了，鲁平的逻辑学、哲学和法学学养，有利于形成非虚构写作的严谨态度，他又是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因而也有浪漫的情怀，会很有激情地来为自己生活的城市作传。鲁平在后记里面说：“城市传记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也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既有地方志和城市史的味道，又有纪实、散文、非虚构的元素。”这说明鲁平写作之初对这部作品的写法有认真琢磨与推敲，感觉到会是一种新的风格、是一种新的写法，自己过去并没有写过这样的传记，所以感觉到是一种尝试，有非常明确的文体追求。

摆在面前的《武汉传》，就这样成为一次江城历史的诗意观照与文学书写。翻看目录，这种感觉已经扑面而来，而字里行间，也流淌着诗意、激情，全书的叙述语言散发着浓厚的文学色彩。也许是这套丛书的规模与体例所致，作者显然无意于历史学家或者史志办工作者们那样的城市知识城市历史事无巨细地全面编排，而是高屋建瓴地俯视这座城市，切出了几个大的板块，然后纵横交错地展开了城市历史的文学叙述。不过文学书写也好，诗意观照也好，都必须守住城市历史的事实边界，不能违背史学文本据实叙述的原则。过于浪漫的诗情显然不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太天马行空，可能会伤害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同样，过于固执自己写法的小说家也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小说家会讲故事，但作为城市传记的故事不能任性虚构。鲁平是诗人，也是一位评论家，还有哲学与法学的学位，因此，他的知识结构和写作习惯，应该是作家兼学者的。《武汉传》体现了诗人的本色，又有对于诗情浪漫的必要克制，保持了对于历史写作的敬畏之心，保持了对于史料搜寻的严谨态度，一方面形成了江城历史的线性梳理和纵向扫描，一方面又横向剖析地切出了若干故事板块。创作期间，鲁平克服困难，查阅了大量文献典籍，还做了很多实地考察和专题访问，书中有很多生动的细节叙述了他的考证工作，令人敬佩。《武汉传》作为城市传记，必须遵循史实，无疑会成为公共读本，因此鲁平领受的任务是一次公共写作，但诗情的进入也使作品洋溢着个性化的色彩，“我”还经常出现在对于“现场”的叙述中，这种作者在场的情景，不但证实着城市历史考察者的严谨学术态度，也塑造出生动的故事讲述者的作家个人形象，鲁平就这样在公共写作和个性化写作之间找到了平衡。

作为史学文本的城市传记为什么可以选择这样一种很有魅力的写作方式？除了鲁平个人独特的知识结构与写作风格之外，我还想说，非虚构作品的诗意与文学风格乃至个性追求其实具有可以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普遍性，特别是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几乎都渗透了文学与个性的元素，中国的历史著作与传记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传统。比如《史记》，它是严格地以实录态度写作的历史著作，但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却作了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认为它既是中国史学的最高典范，又是可以跟屈原作品媲美的伟大诗篇，史学与文学，同时到达了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史记》奉行与坚守“实录”的“史德”，但又灌注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主体情志，“发愤”就是作者个人的精神参与，真正伟大的历史著作与非虚构写作并不排斥价值观的渗透和高尚情感的进入。

《武汉传》具有文体探索和创新的意义，如果想在鲁平《武汉传》里找到所有关于武汉的历史知识，读者可能会失望。但是作者利用发散式的思维方式，把那些相关史实触类旁及，有些地方只是没有展开而已。例如武汉高等教育强盛，而书中没有专章，不过在写武汉的山的时候就把这个独特的风景点写出来了：珞珈山的武汉大学、桂子山的华中师大、喻家山的华中科大、狮子山的华中农大、马房山的武汉理工、南望山的中国地大……在城市知识这方面如果有缺憾的话，也许还可以通过增订本来补充和完善。

文献史料排列堆积式的城市历史写作容易机械僵硬和臃肿，而鲁平《武汉传》这种城市历史的诗意观照和文学书写可能更易于传播，将获得更多的读者。一个作为公共读本的史学写作，字里行间渗透了诗意和作者个人的情感，是不是还有对于城市发展未来的希冀？我作为读者，跟作者有相近的人生经历，虽不生于武汉，但人生的三分之二以上都在这里生活，跟鲁平一样，对这座城市怀着爱与感恩之情，当然也有希冀，所以我的阅读之期待视野是不是跟鲁平的心思非常契合？祝《武汉传》风行武汉。祝武汉更加美好。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邓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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